一、 洛杉矶子夜闻噩耗

　　2017年10月27日深夜，我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宾馆的床上正准备入睡，想最后看一眼手机微信，看到一个年轻朋友刚刚发来的信息，说他在网络上看到柳忠秧去世的消息，不敢相信，要从我这里求证。我困意顿消，我也不相信，我也要求证。我马上打开忠秧的微信，直接打电话过去——当时在国内是下午，不至于打扰别人。接电话的已经不是忠秧，而且是个女声，而且不是她夫人——我认识他善良的夫人。我的心猛然一紧，一下就意识到大事不好!他嫂子向我简单描述了他生命最后时刻的情景。27日晚约7点，忠秧照例和亲戚朋友在外正准备吃饭，他突然捂着胸口说身体不舒服，全身都在冒冷汗，不一会儿就不省人事。大家赶忙拨打120，送至医院后，医生们诊断是突发心肌梗塞，已经回天乏力。一个多么热情仗义、多么热爱生命、热爱诗歌的壮士，跟我同龄，比我优秀，就这么溘然走了!

　　尽管忠秧嗜酒如命，我隐隐中早就预感他最后可能会魂归酒桌，但怎么也没料到这一天这么早就到来!我用颤音跟他嫂子说忠秧是个非常好的人，这样好的人走了我很难过，同时也很抱歉，因为我远在美国，后面还要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机构参加一些早就预定的文学、学术活动，无法回国送他最后一程。请他们全家节哀保重。

　　放下电话，我想起忠秧未竟的写作事业、未成年的两个孩子、未尽兴的美酒佳酿，我无法入睡。我回忆起跟他交往的一幕幕往事，点点滴滴，都那么清晰，那么生动。他带着那些往事走了，又随往事回到我的记忆中。我当时就那么躺着沉浸于回忆，没想着写下来。往事丛杂，一时无法写就;我打算回国后从容地写一篇纪念文章。

　　刚回国那阵，由于我母亲在上海的医院里刚做完胃癌切除手术，我真没心思和时间从容写作。过了那阵，悼念的心境有所变淡。虽然也有提笔的冲动，也曾有朋友建议我写，但一直没有真正下笔。我此番参加在京举行的西汉双语版《欧洲诗人》杂志首届诗歌奖颁奖典礼，意外遇见老友庄伟杰先生。他也是忠秧的挚友，我跟他在北京认识还是忠秧介绍的。他现在在主编大型人文学术杂志《中文学刊》。我俩聊起早逝的忠秧兄弟。我建议他做个或大或小的纪念专辑。他当即同意，而且说他自己也要写一篇。于是，我立即开始搜集我跟忠秧交往中的资料。找资料不太难，因为忠秧有个习惯——把见面变成主题活动，然后请媒体报道，新闻都在网上挂着呢。

　　二、交往短而多的原因分析

　　我跟忠秧相识很晚，交往很短，但相当密集。

　　我跟他第一次见面大概是在2013年底或2014年初。当时谭五昌和陈旭光在京举办一个批评家论坛。我去参会了，忠秧没有参会，但参加了晚宴。

　　晚宴所在的包间里嘈杂拥挤，但一个头发乱糟糟的中等个子中年人叼着雪茄朗笑而入的样子，我至今还有印象。入座不久，他就绕着圈给大家敬酒——爱喝酒的人往往热衷于敬酒。我注意到：他几乎给每个人敬酒时都干杯，同时还会发出一声肆无忌惮的“吆喝”;我暗暗思忖：此君酒风真豪酒量真大!在给我敬酒时，他非常清醒，第一声称我为“北塔老师”(他出生于教师家庭，有尊师家风，惯于称人为师)，不过，第二声就称“北塔兄”了，因为一论我俩同庚。于是，两人成交。

　　不仅成交，而且我俩的友谊之树迅速长高;从2014年到2017年，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远在广东，而我在北京，我俩居然相见约有10次之多，不可谓不频密。

　　我分析过，这里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臭味相投。爱诗是我们友谊的基础。我俩都是诗歌党的，都是诗神的信徒，他表面狂狷，我内里虔诚。我们在一起谈了一些话，做了一些事，也都是诗话、诗事。另一种让我俩相投的臭味是酒，我俩每逢必喝，而且每喝必尽兴，有时甚至不醉不归。酒后吐真言，我俩在一起也确实说过许多酒话、醉话，有的还不能为外人道也。我折服于他的诗人气质和酒仙风范，我何尝没有呢?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是有点自我压抑和掩饰的。

　　三观相近。相知是我们友谊的梁柱。热爱诗歌的人太多，未必都能成为好友。忠秧第一次见面时就跟我说，他喜欢半夜里在网上长时间搜寻朋友的和朋友的朋友的诗文来读，其中就包括我的。我乍一听不敢相信，以为他在恭维我。但我细思之下觉得自己无权无势，他没必要巴结我这一介书生。而且他还真能说出我的一些作品的题目甚至大概内容。我佩服他阅读谱系之宽广、文字记忆能力之强大，遂引为知己。不过，他对我漫长、多变而庞杂的写作未必有全面深入的了解。我倒也不在意。在那之前，我对他一无所知。但是，那之后，我对他的了解远远多于他对我的。我浏览了几乎他所有的代表性作品，而且对其中有些还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发表过一些评论。我对他文字的优点和缺点是清清楚楚的。况且，在我看来，正如他为人的坦坦荡荡，这些优缺点也是明摆着的。说实话，无论是在诗歌写作的师承、渊源、文体还是在修辞上，我跟忠秧都有很大的差异，但我们似乎很顺利地就求同存异了。这同，表现在我俩对世事人生的根本看法上。比如，我们都想活得自在潇洒一点，不想受官方(思维和语言)的束缚;比如，对功名利禄等许多事情甚至包括生死看得比较淡，忠秧在喝酒到八、九成醉的时候，会脱口而出：“喝死算毬!”这似乎是醉话，但又是痛苦的呐喊。他一方面学李白的飘飘欲仙、游戏人间，另一方面又很关心人世尤其是民瘼。我俩说起社会尤其官场的假恶丑，都恨不得摔杯子。他跟我不同，或者说优胜于我的是：他和光同尘，与官员们交往多，了解也多，能抓住一些机会(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官员们的缺点)来做点好事，比如让他们支持诗歌文化事业。

　　经历相似。我俩是同龄人、同代人，共同经历过一些时事，包括惊天动地的事件;当然，参与的方式和程度不同，对人生的影响也有差异。但我们可以一起回忆、谈论这些事的前因后果甚至情节细节。而且，我们对这些事及其对我们心理的影响的看法高度一致。我多年来提倡中年诗学。其中有一条是：我看重我们这代人对整个1980年代波澜起伏的潮流和纷繁复杂的现象的内化和诗化。他的诗歌中表现的不多不明显，但他的内心里什么都存着藏着;夜深人静之时，我们会打开记忆的闸门，深聊这些平时不易触及的历史话题。

　　近水楼台。众所周知，忠秧好热闹，喜社交。他一到京，就会呼朋唤友，而且首先会呼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一般一呼就应，是因为我不应不行。何也?他来京，一般都下榻在他任文化顾问的中建三局的世纪金源大酒店，没有办法的是这个酒店就在我家北边一点点，骑自行车哪怕步行都能到。况且，那时我的老东家中国现代文学馆没有严格要求我坐班。我一般都在家里读写。我要是不应他的招呼，他一忽儿就杀到我家门口。他远道而来，而且还有别的朋友。我哪好意思劳动他来就我?所以，一般我乖乖地去他那儿。另外，金源大酒店有极好的场地给我们开会或聚会，包括地下美食一条街上几家价廉物美各地风味的小馆子。有时，忠秧不在京，我也会在那里约见朋友;他在，岂不两便?因此，他来京，见的最多的朋友应该就是我。他每次到京，无论多晚，只要我在京(家)，都要给他接风。当然，也是为了让我预先了解一下他在京期间打算做的事情以及他想让我帮他做什么。有一天晚上，他到金源大酒店已经是子夜时分，而我第二天一早就要赶飞机去内蒙古通辽参加科尔沁诗人节。我干脆带上行李箱，到地下小酒馆去跟他会合。两人边聊边喝，边喝边聊，直到凌晨三、四点钟，我到楼上宾馆里开了一个房间，休息了一两个小时，就出门打车直接去南苑军用机场。我们俩的酒友情谊就是如此浓烈而荒唐!

　　当然，喝酒吹牛之余，我也帮他张罗一些活动，他也帮我做一些诗事。

　　三、交往实录

　　我认识忠秧的时候，可能是他人生最得意的一段时间。在那之前，2013年11月21—26日，在湖南理工学院、岳阳楼、岳阳南湖藏书楼、岳阳南湖宾馆等地举行了柳忠秧古体诗、新诗作品研讨会暨柳忠秧诗学文化座谈会等系列活动。古远清、余三定、尹汉胤、张光芒、王双龙等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汇聚研讨“柳诗”。期间，2013年11月23日，由谭五昌、陈旭光、柳忠秧、李遇春、谢有顺五位国内新锐批评家与学者发起的第三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在岳阳南湖宾馆举行。出于各种原因吧，大家伙对“柳诗”评价颇高。如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旭光说：“诗如其人，忠秧把做人、写诗融为一体。柳忠秧既写古诗，又写新诗。我对他诗歌中‘夜读春秋寻大义，醉向伯牙觅知己，心怀李白笑孔丘，顶礼文公求正气……’等诗句印象很深。他深得楚文化的精髓和内涵。”可能是受到了这番鼓励，忠秧起了图谋鲁迅文学奖的野心。

　　也许是为了到北京来探探风，造造势。2014年1月12至15日，忠秧张罗在京举行了《圣美大江》柳忠秧诗歌作品研讨会等系列诗歌文化活动。前后参加的有屠岸、谢冕、杨匡汉、吴思敬、陈定家、夏可君、祁人、洪烛、杨志学、高昌、高伟、庄伟杰、熊元义、谭五昌等诗歌界人士数十人。

　　忠秧也请了我。有人说他的作品在美化当代，因此我故意说他的思想倾向有美有刺，美中有刺。我肯定了他的《哭长江》的批判性。我对他的总体评论是：“柳忠秧很狂，但是能掌握分寸，在现实生活中对人还是谦逊的。柳忠秧有很大的诗歌抱负、写作抱负。正是因为有大抱负，他在诗歌创作上才注重大题材、大篇章。有人认为，柳忠秧的诗体是‘新赋体’，我认为也可以说是‘新新赋体’。他的作品用了大量的当代元素，同时他很重视对字词句子的提炼、精炼，达到了雕章琢句的程度。”

　　我没有怎么说他的好话，但他也受用;因为我们有更多谈得来的，觉得相交恨晚。

　　2014年5月，就在忠秧为鲁奖蠢蠢欲动的时候，时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方方发表两条微博，不点名地指称柳忠秧在鲁迅文学奖评审过程中“到处活动”、“搞定所有评委”。

　　忠秧等人强势还击。“方柳大战”风波骤起，很快溢出文坛，引起无数网民围观或参与。很多不明就里的网民开始嘲讽、谩骂甚至妖魔化忠秧的作品和形象。他是一个非常自负、自重的人，面对众口铄金的汹汹局面，他极为难过，常常失眠，不知道如何度过这难关。说实话，他是怕被网民的语言暴力弄得“身败名裂”的。

　　他向朋友们打电话求援。有些平日里口口声声说是他的哥们最好的哥们的人为了避嫌，开始躲着他，要么在电话里支吾左右而言他，要么干脆不接电话。这样炎凉的世态、唯利的世风和小人的势利让他十分失望、恼怒。

　　他给我来电，声音嘶哑，甚至有点颤抖。他说想约几个挚友见面聊聊目前这场“无妄之灾”(他自己的说法)，看看是否能给他支支招。见面的地点还是他的老根据地岳阳。他沮丧地说，好多所谓的朋友都借口不接受他的邀约，明摆着就是在关键时刻明哲保身，不愿意给他站台。

　　我虽然与他一见如故，但毕竟那时只认识不到半年，算不算挚友，我自己不好判断。但我想，那一阵子他处于人生最低谷，面对网民的訇訇，他还手乏力，从口水的海洋里向我伸手求援。我虽然未必有能力给他实质性地支招、支援，但我至少可以面对面给他一些安慰，哪怕陪他看看风景、喝喝小酒，让他放松放松心情，也好。我知道，虽然表面上我明说不是要给他站台，但在当时那种高度敏感、万分严峻的情势下，我去跟他见面，实际上就是给他站台，可能会引来一些朋友的误解，甚至会冒一定的被舆论误伤的风险。我稍稍犹豫了一下，答应了。同时答应他见面的还有北京的洪烛和天津的罗广才(我跟他在北京认识也是忠秧介绍的)等。在他数以百计的所谓好友中，这是极少数几个人。不过，我给他提了个小小的要求，这次聚会不要搞主题活动，不要新闻报道，不要让外界误以为我们在密谋什么。他表示认可(后来媒体上果然没有关于我们在岳阳活动的一个字的报道)。

　　于是，五月底，我乘火车前往岳阳。忠秧找了辆车，亲自到高铁站去接我们。我一见他，可以说是吓一跳：他面容憔悴，眼泡浮肿，行动迟缓，双目失去了往日炯炯的神采，本来略微花白的头发几乎全白了，几乎比4个月前老了十岁。可见他那些日子所受的煎熬多么大、心理负担多么重。我故意开玩笑说：“这下老兄真有屈大夫的样子了。你把岳阳当作汨罗了。‘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他挤出一阵苦笑，说我真会取笑。他爱自比屈原，所以我有这玩笑话。我真是同情他，尤其是在饭桌上，他连喝酒的豪气都失落泰半。

　　不过，忠秧并没有被气糊涂，比如他已经请了律师，准备与走法律途径，以方方“涉嫌造谣、诽谤，对其名誉造成损毁”为由提起诉讼。我表示极为赞成。他问我如何应对网上的汹汹民意。我打比方说，“擒贼先擒王”，把名誉事件的源头污染问题解决了，传播途径上的污秽自然就会慢慢清除。他又说，起诉程序比较漫长，能不能先做点有助于恢复他名誉的文章?我说，我所操持的北京地铁四号诗歌坊将尽快推出他的作品，按照惯例，我们在推出新的一期的同时，会发个新闻。这算是比较低调的或者说变相的给他恢复名誉的一种方式吧。他“得寸进尺”地问我能不能找家京城影响力比较大的媒体也说一说。我说我只能试试。

　　我在岳阳只呆了一天半，他们几个继续前往别处，我因为北京有事先回来了。回来后，我就联系我的校友兼诗友——《中国青年报》记者李桂杰女士，那阵子，她正好有事找我。我就试探性地问她方不方便或者敢不敢见见处于风口浪尖的柳忠秧。她踌躇了一阵，回复说，他们报纸没有说过“方柳大战”(当时全国许多媒体都报道过)，倒是可以考虑说说这个话题。但前提是要先跟忠秧见面聊一下。

　　我跟忠秧一说，他马上来京。桂杰不仅自己来，而且还带来了实习生王婷。我们几个人小范围聊得很好。2014年6月8日，桂杰以“本报记者”的身份在《中国青年报》发表《“诗歌疯子”柳忠秧》一文，对忠秧的评介还是比较客观公允。“方柳之争”的关键在评奖，所以文章最后引用了我这样的一句话：“公众对于文学评奖的不满造成了事件的扩大化，这种情绪一下子发泄到了柳忠秧的身上。”我的用意是把公众过分集中的火力引开——本来就不该由忠秧承担。2014年7月27日，《中国青年报》又发表署名为“本报记者 桂杰 实习生 王婷”的文章《“争议”诗人柳忠秧作品入选地铁诗歌海报》，其语态还是不偏不倚，比如不避讳称柳忠秧为“争议”诗人。文章说我并不在意之前的方柳之争，最后还引用我的两句话：“这次‘4号诗歌坊’是以长江为主题，契合当下南水北调入京一事。柳忠秧的《哭长江》就是以长江为主题，而且主要写的就是关于南水北调。”“只要诗歌文本不错，符合主题就可以用。”

　　也就在那段时间里，某一天下午，当时势头正劲的作家网约我和忠秧、洪烛一起去做个联合访谈。由我出题目并主持，仿照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的风格。我出的题目是：诗歌写作中新与旧的关系。那天中午，我跟忠秧喝了不少酒，所以谈得大开大合，特别畅快。旋即，好像忠秧把我们的访谈内容转给了南方网，他们于2014年7月17日率先刊发，题为《柳忠秧、洪烛、北塔三人行 纵论诗歌新与旧》。作家网自己则稍后在11月10日发布。后来，中诗网等媒体有转载。这个访谈的阅读量相当大(有几万吧)。如今，忠秧和洪烛都已经往生，我时不时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回忆我们那次三人绝唱。

　　忠秧长诗《哭长江》被节选入“4号诗歌坊”，出现在北京地铁4号线和14号线(地铁也被认为是新媒体之一)。《中国青年报》以这样两篇立场中立的文章策应。作家网又以三人做学术访谈的形式让忠秧畅所欲言。这一连串的正面宣传组合动作，在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上都让他发声回应大众的质疑。这样的机会在那种紧张局面下实属难得。应该说，这对处于舆论旋涡中被污名化的忠秧起到了不小扳回名誉和面子的作用。忠秧自己也觉得效果比较不错。到了秋天，“方柳之争”风波已经渐渐消歇。

　　国庆过后，那个热情洋溢、风趣幽默的柳忠秧基本上从风波的阴影中复活了。大都最静宜丰艳的金秋来了。北京最美乡村——柳庄户村也迎来了名誉村长。2014年10月4日，柳庄户村在村民委员会办公室隆重举行名誉村长颁证仪式，村支书柳显苍将大红证书颁给了诗人柳忠秧。

　　仪式结束后，我们回到城里，又在世纪金源大饭店举行了有关忠秧的长诗《圣美大江》的品读研讨会。由于经过种种努力，柳忠秧的社会形象基本上扭转过来了，许多人(包括之前避之如瘟疫的朋友)纷纷参会。除了老哥们如洪烛、罗广才和我之外，出席或致贺的各界人士有：张炯、孙绍振，野蔓，余三定，樊星，郭小东，唐晓渡、王光明、红孩、陈旭光、敬文东、熊国华、谭五昌、杨志学、柳春蕊、张光昕、周瑟瑟等。阵容还是相当豪华而庞大。

　　2015年和2016年是忠秧的官司年。当然，那期间，忠秧也在写作、做事。

　　他做得比较多的事是大力支持我们的中国诗歌春晚。

　　2015年春节前夕，好友屈金星突发奇想，创办中国诗歌春晚。我是他聘请的首批几个顾问之一。第二年，金星提议请忠秧也担任顾问。我表示同意，因为我想忠秧因为“方柳之争”在大众文化界暴得大名，这跟金星所设的诗歌春晚的文化定位比较一致，对于方兴未艾的中国诗歌春晚的品牌扩张有帮助。从此，我和忠秧又时不时在中国诗歌春晚的活动场合见面共事。忠秧对中国诗歌春晚做出过实质性贡献。首届中国诗歌春晚在前门附近的中国铁道博物馆(由百年老站正阳门火车站改建而成)举行。结束之后，正好傍晚。忠秧慷慨解囊，在位于前门大街的老舍茶馆宴请大家。这让组委会觉得很有面子。况且，不久后，忠秧在广东还搞了分会场晚会。2016第二届中国诗歌春晚元月30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总会场活动之前(而不是之后)，即1月10晚，“情韵珠江——2016第二届广东诗歌春晚”在郭小东文学馆成功举行，这是中国诗歌春晚的广东分会场活动。不仅在他所定居的广东，而且在他的故乡湖北他还搞了一场。至今，金星念念不忘忠秧的义举。

　　那一阵子，忠秧写得多的不是诗，而是城市旅游文化主题词，给全国许多城市都写了，不仅写，他还做了一些自我宣传，意图让那些城市政府有关部门接受他的主题词，从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换点酒喝。

　　这样的推广活动他做过多场，在北京就做过不止一场。比如，早在2014年10月22日下午，就在世纪金源大饭店举行过一次，由作家网、中国新文学学会、中国乡土诗人协会、广东省文化学会主办。当时的会议主题是“城市主题词表述研讨会暨柳忠秧撰创北京、武汉、成都等城市文化表述词发布会”。参加的有熊元义、周瑟瑟、赵智、洪烛、中岛等文友。我也参加了。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会议主题听起来有点怪怪的。2016年3月13日下午，“柳忠秧城市旅游文化主题词发布会”在北京世纪金源大饭店举行。解放军报原副总编辑江永红少将，人民日报社新闻研究部副主任夏珺，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委员、校长助理郑水泉，全国网联“美丽中国--千城联播”平台常务副秘书长余开鲜、诗人洪烛，诗人李肇华，诗人、人人文学网总编辑王博生，清华大学李义余老师，诗词之友总编辑张脉峰，出版人刘井彬，北京大学青年学者陈灏庐，诗人杨罡，《瞭望》杂志社事业发展部时任主任、诗人张友长等各界朋友四十余人出席。这次会我没有到场(八成是因为我出京了)。

　　到那时，忠秧至少已经撰写(他自己称为“撰创”)了北京、西安、上海、深圳、武汉、广州、苏州、杭州等十个大城市以及湖北省十六个中小城市的文化主题词。经过这番炒作，加上他在各地的一些关系，不久之后，他还真卖出去了一部分主题词。我曾去陪他领过一次稿费呢。

　　2016年11月11日—13日，《国家诗歌地理》杂志编辑部、中国艺术家专项基金诗歌委员会与浙江临安东天目山风景区联合举办的“中国诗歌地理万里行走进东天目山”大型诗歌采风活动。操办这个活动的赵福治先生请我等23位诗人参加。我在山里接到忠秧信息，说他要去我家乡苏州。我说我正好在杭州参加活动，活动结束后正好也要回苏。于是，他在杭州找了辆车，把我接上，先是到我故里盛泽镇，时任镇政府领导之一的杨晓华先生安排我们在镇上住了一夜。第二天，我陪忠秧到苏州城区。我现在记不得是政府的哪个部门了，可能是旅游局或文化局，他进去真地当场就领到了一笔主题词稿酬。

　　然后，我从苏州北站上火车直接回北京。这大概是11月15日左右的事。临别时，我告诉他，我会在10天后去广州的后花园城市清远参加诗会。他说，他得先跟车回杭州，还有点事;然后，他会从杭州到北京来，再一同从北京去广东。

　　就在北京盘桓的那几天里，我们还给我的恩师屠岸老爷子过了生日，那是他的最后一个生日。大概是11月21日，已经快中午了吧。忠秧、金星和我在出租车上不知怎么突然聊到屠岸先生。我说第二天是老爷子的生日，还说屠岸先生八十寿诞、九十寿诞时，我都曾张罗过祝寿性质的学术研讨会，等他九十五岁生日时再给他好好做一场。当时他已经93岁。忠秧立即提议请一桌朋友给屠岸先生过93岁生日，由他做东，由我操持。我马上打电话请示恩师，他表示同意，并感谢忠秧的盛情。于是，我邀请了吴思敬、刘士杰、陈定家和赵智等几位老爷子的也是我的忘年交或老朋友。那天晚上虽然是临时组的局，人数也少，但所有人包括老爷子兴致都很高。几乎每个人都表演了节目。老爷子照例表演他拿手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常州诗词吟诵。忠秧照例表演他拿手的楚辞吟诵。老爷子几乎滴酒不沾，忠秧则一手拿烟，一手持酒;但两人吟诵效果可堪伯仲。临了，忠秧表态说，第二年，我们还要给屠老过生日。可不曾想，第二年，两个人都去世了，而且比屠老过年轻46岁的忠秧还去得更早些。屠老是2017年12月16日走的，他94岁的生日是在最后的病榻上度过的，也就无从过起。每每想起，令我不胜唏嘘!

　　大概是给老爷子过了生日之后的第二天，忠秧因广东有要紧事先回去了。我们相约广东见。2016年11月25-26日，我到清远参加第三届清远诗歌节暨刘禹锡诗歌奖启动仪式。27日上午，清远活动结束，我请时任清远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诗人华海先生派车送我去佛山。因为我跟忠秧约好中午在那儿见面。我没想到，因为我过去，当天下午，忠秧还带杂文家鄢烈山等佛山科学技术学院联合做了一个文学座谈会，多位中文系老师携学生近 30 人参加了座谈会。他之前没有跟我说座谈会事宜，让我感到意外;不过，让我高兴的是，见到了内设于科学技术学院岭南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我的老友巫小黎教授。

　　四、憾：曾相约学李白漫游长江

　　我不愿相信这次佛山之行是我跟忠秧的最后一次见面，但很可能是事实。

　　当然，这期间有几次是错过了的。

　　比如，那两年，元旦之后春节之前，是中国诗歌春晚组委会最忙碌的时间，我是挂名的，忠秧是实干的，所以他更忙，有时他甚至会把夫人孩子都接来北京过年。但不巧的是：我那两年春节期间都在国外访问，所以没有参与中国诗歌春晚活动，也就没有跟忠秧在活动期间把酒言欢或商量事宜。

　　再如，2017年6月18日父亲节当天，福建省作家协会和福建省图书馆联合邀请我去做公开讲座。我提前请忠秧去做嘉宾，他乐意去，因为他在福建有不少朋友可以欢聚。他都买好机票了。但临近时，他突然说广东有要紧事无法脱身。

　　后面那三、四个月，可能是我此生最忙碌的一段时间。我先后去韩国、日本和欧洲(黑山共和国)访问，加上老母亲病重我得去上海安排她的手术事宜，所以我基本上都不在北京。忠秧哪怕来京，我也见不着他。直至我到美国，直至他突然撒手人寰。

　　我跟忠秧曾相约壮游。我每次出国访问，如果外国主办方允许我哪怕多带一个诗人朋友，我都会首先想到忠秧。但他那么狂放不羁的人，却怕坐飞机，连国内短途航班都不敢坐。他时常要在广州和北京之间往返，每次他都乘坐动车，宁愿坐将近十个小时的火车，也不愿意乘坐三个小时的飞机。他说，他喜欢坐车坐船。

　　我做国际诗歌文化交流，当然出国一般都得乘坐飞机;但偶尔也会坐车坐船，比如去外蒙古坐的火车，去韩国、日本坐的是游轮。2016年7月13日-18日，“乘着诗歌的翅膀远航”——首届国际邮轮诗会暨中日韩三国诗歌之旅从天津港启航，扬帆东北亚，前往韩国和日本访问交流。这是我和金星等策划的。我们请了忠秧。他和女儿都报了名。临近登船，他却爽约。他说那几天他在筹备诗话长江大型系列活动。后来，金星在怀念忠秧的文章中，感慨说“为了长江，他竟舍弃了太平洋——这就是柳忠秧。”

　　“诗话长江”大型系列活动是忠秧的一个宏大梦想。他计划邀请当年在中央电视台做《话说长江》节目的两位主播陈铎和虹云，乘船从长江的源头一直到入海口，沿江在不同的地方请不同的诗人搞系列诗歌朗诵会以及行为艺术等活动。2015年2月26日，忠秧他们已经在湖北武汉的广州军区中南花园酒店三楼长江厅举行了有关新闻发布会。他说真要做起来，邀我全程参加有关活动。虹云女士答应了他，我也表示会尽量多参与。我确实也意图来个李白式的长江游——乘船从上游(比如奉节)到中游(宜昌)再到下游(扬州)，最好是烟花三月时。我们一路欣赏长江沿岸风光，一路吟诵李白的相关诗作，该是多么快意的人生经历啊。但忠秧的这个梦想一直没有实现;如今，哪怕有朝一日，我能走那么一趟，也已然不可能有忠秧及其新楚辞相伴了。

　　憾乎!悲乎!

作者简介

北塔，祖籍浙江，生于江苏苏州盛泽镇，居于北京，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原研究员、中国诗歌春晚组委会顾问，已出版诗集《滚石有苔》、《巨蟒紧抱街衢》，学术专著《照亮自身的深渊——北塔诗学文选》《茅盾书信研究》和译著《八堂课》等约３０种，有作品曾被译成十多种外文，曾出访三十余国。